[提要]  在第6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9日在京揭晓，我省申报的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成功入选。山西晚报：这次翼城大河口的考古发掘，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是主要力量之一。

在第6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9日在京揭晓，我省申报的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成功入选。为此，本报记者对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宋建忠，揭示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回溯和展望山西考古。

　　大河口西周墓地的价值

　　山西晚报：首先对“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示祝贺。到目前为止，山西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达到11项12次，这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宋建忠：从1990年开始举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至今，我们山西共12次获此殊荣。截至此次第21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山西在总数上位于全国第六位。由此可见，除地上丰富的古建筑遗存，山西地下埋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全国也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

　　山西晚报：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宋建忠：首先，它的发现使我们有机会认识文献中没有记载的西周时期“霸”国的历史文化面貌。其次，由于该墓地的时代纵贯西周始终，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又有大量青铜器铭文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周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再次，该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金器、骨器、漆器等器物，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西周时期精湛的手工业技艺。

　　山西晚报：近年来山西考古发掘成果丰硕，无论是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还是北朝、隋唐、金元时期考古，都引起极大关注。那么山西考古的特色是什么？

　　宋建忠：山西考古的特色主要是由山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地位等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就山西60年来所做的考古工作来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古人类文化遗存丰富。我省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300余处，数量居全国之首，以西侯度、丁村、柿子滩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存序列完整，在探索古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生存环境等领域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文明起源研究优势突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省，陶寺遗址发现的等级分明的墓地、观象台遗存及宫殿建筑遗址等，是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重要地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的重点之一。

　　三是晋文化研究特色鲜明。晋侯墓地和晋国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两周考古的重要内容，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纪年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年代学标尺。近年来发现的横水倗伯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等西周诸侯国墓葬，均不见于文献记载，极大丰富了西周历史的资料。

　　四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位置独特。大同与太原是北朝考古的重要领地，北魏平城宫殿基址及粮窖遗址等的一系列新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北魏历史的认识。北齐徐显秀墓、隋代虞弘墓等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难得的资料。

　　山西这块宝地

　　山西晚报：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和建立，其实和山西是密不可分的。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夏县在晋南，晋侯早期墓地和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在晋南，这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也在晋南，能否说晋南是山西考古的重地？

　　宋建忠：从地理位置来看，晋南地处中原，土地平缓、靠近黄河，人口分布相对密集，从远古时期就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丁村、柿子滩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清凉寺、下靳墓地，再到商周时期的东下冯、桥北、晋侯墓地、晋国遗址，直到近年发现的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和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些重要考古发现都处于晋南区域。所以说，晋南不仅是山西考古的重地，也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区域。

　　山西晚报：这次翼城大河口的考古发掘，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是主要力量之一。在中国考古界，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似乎颇有些传奇色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在侯马搞过一次考古大会战，影响深远，不仅使晋文化考古取得重大突破，而且给全国考古界培养了一批人才。

　　宋建忠：是的，1956年，为了配合侯马建设，山西省文管会成立了侯马工作站，开始了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把侯马作为全国考古发掘的重点地区，集中了当时国内考古界的众多精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考古大会战，发现了盟书遗址、铸铜遗址等晋国晚期重要遗存，谱写了新中国考古的重要一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侯马工作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考古学家的摇篮。

　　山西晚报：山西是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考古的贡献有目共睹，下一步的考古重点和考古方向是什么？

　　宋建忠：首先，配合山西省基本建设尤其是重点工程建设开展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仍是我们的重心之一。第二，抢救濒临破坏和盗掘的重要遗址和墓葬。第三，根据山西地下文化遗产分布的特点，开展对晋阳古城、天马曲村遗址、蒲州故城等重要大遗址的整体规划、保护、考古发掘与展示，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科技考古往往创造奇迹

　　山西晚报：我们注意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中使用了一些科技手段，出现了跨省、跨部门的合作攻关，这是否预示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一种发展趋势？

　　宋建忠：此次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考古发掘尝试和引进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比如邀请我国第一部车载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对大河口墓地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和信息提取，比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整体搬迁墓地两座中型墓葬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另外，在工地安全保卫上，也安装监控设备全面监控考古发掘现场。

　　多学科的合作一直以来是我国考古界秉承的科研习惯，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掘也本着尽可能全面地、科学地提取遗址本体的信息，通过其他科技手段弥补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不足与缺憾的态度，全面开展多学科合作。也就是说，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都会尽可能地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采取多种科技手段，互相印证分析出土文物带来的历史文化信息，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并更好地向公众阐释这些地下文化遗产的内涵。

　　考古是一种对历史的探寻

　　山西晚报：考古是一种对历史的探寻，可否也理解成是对文化的抢救？

　　宋建忠：确实如此。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人类遗存，毫无疑问考古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探寻。

　　在经济飞速发展、时代剧烈变革的今天，大批地下文化遗产面临着或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对这些珍贵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无疑是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抢救。

　　山西晚报：普通民众对考古的认识，一般都和 “神秘”“惊悚”等字眼联系起来。就我所知，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宋建忠：因为考古所涉及的对象多是古遗址、古墓葬、古器物，它们都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所以人们才会有神秘之感。其实，考古是一门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问，其目的是为总结人类的得失，进而为我们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

　　山西晚报：有一种说法，考古是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者的赛跑。还有种说法，考古就是挖宝，如何理解这种说法？

　　宋建忠：有人说考古是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者的赛跑，那是因为确实有一些考古发掘是在被盗之后才开展考古抢救的，所以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另外，“考古就是挖宝”的观点，是因为许多公众只看到考古出土珍贵文物背后的经济价值，其实考古发掘更多的是众多不起眼的残器和残迹，如石头、瓦片、房基、道路等，但是这些破碎的遗存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是我们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宝贵资料。

　　山西晚报：这次大河口考古的保卫工作也有武警部队的参与？

　　宋建忠：是的，这次发掘我们得到武警山西总队大力支持，临汾支队安排专门勤务分队进驻考古工地，昼夜警戒，为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和文物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山西晚报：在一些省份，考古和建设开发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山西的考古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宋建忠：国家对经济建设中文物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但部分建设单位在思想上只重视建设而忽视文物保护，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由此引发的结果是：文物保护的工期不能保证，文物保护的费用也是一压再压，这是目前我们在文物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两个最大难点。

　　让考古走向公众

　　山西晚报：我们知道省文物局、省考古所近年大力推进“公众考古”，省考古所这方面的具体收获有哪些？这次大河口考古中，有哪些公众考古的做法？

　　宋建忠：近年来，我们考古所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公众考古活动，有公益讲座、考古发掘现场观摩、考古文化周、文化遗产日宣传以及招募考古志愿者参与考古工作等多种公众参与考古的形式。一方面，通过考古专家对考古发现的宣传与解读，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我们山西的历史文化，了解人类的过去，了解考古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带动一批热爱历史热爱考古的公众与考古专家一起，探寻过去，并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

　　这次大河口墓地发掘也选择性地吸收一些高校学生参加到实际考古发掘工作中，并对媒体全面开放，希望借助大众传媒这个平台，与公众共享考古成果。

　　山西晚报：公众考古的受众面下一步是否还将进一步拓宽？下一步还有哪些打算？

　　宋建忠：由于考古与文物的特性，我们公众考古的形式与模式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公众考古的受众面也还局限于有选择的范围之内，但我相信在保证文化遗产本体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会逐步拓宽公众考古的受众面，以恰当的方式与途径向最广泛的群体开放。下一步，我所的公众考古工作也会借助我省大遗址保护现场和网络等载体，进一步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化的途径，实现我们开展公众考古的终极目标。

来源：山西晚报 

宋建忠：面向公众的考古学

http://news.QQ.com　 2009年09月15日10:55 　 　 宋建忠　 我要评论(0) 

　　一、文化遗产与考古学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它可以再现过往历史的一些情景，是帮助我们重拾人类记忆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埋藏在地下的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挑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严峻。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制止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消失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首要职责。

　　考古学是通过调查、勘探、发掘古代人类遗迹遗物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而这些遗迹遗物就是地下埋藏的物质文化遗产。当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发布就是充分说明。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考古学的作用就成为考古学者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传统的考古学定义而言，考古学就是一门严肃的人文科学。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其中下设的考古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官方考古学研究机构。史语所成立者并首任所长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因此，史语所考古组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整理，这自然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根基和后世发展的基本方向。

　　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考古所基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苏秉琦先生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考古行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自此之后，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机构模式，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培养的人才为专业骨干，各省的考古机构相继成立。从此，一个遍布全国、机构模式雷同、方向和目标一致的考古行业基本形成。 

　　直到今天，我们多数考古工作者都未能跳出这一思维定式，那就是考古学是研究历史、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是少数专业人员而为之的高深学问，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基于这一认识，长期以来，在面对公众和文化遗产保护时，自然缺少思考和实践。然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学科的发展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公众和社会，直面日益消失的文化遗存。

　　二、考古学要应该向公众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就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公众考古学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时，美国文化资源保护工作曾经历了文化资源调查、抢救性考古发掘和文化资源保护立法及实施等几个步骤，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本身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当时的城市、郊区和工业发展指数成倍增长，但对历史遗址的建设性破坏事件却急剧增多。加上公众机动性和休闲时间的增加，有利可图的文物交易市场进一步扩展。这都使得对遗址的毁灭性盗掘日益猖獗，对遗址的破坏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担忧的城度。这种情形同我国文化遗产今天所面临的紧迫形势是何其相似乃尔。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公众考古的话题也逐步引起了中国考古学者的关注。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将“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2003年3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联合召开了“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实际上，这两个会议是随着一系列有关公众考古活动召开的，说明个体的、自发的、局部的公众考古行为已经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和思考。

　　由于考古学面对的物质文化遗存遍布于人们随处可见的城市、乡村、街道、田间等地下，这就必然注定了考古学离不开大众。同时，考古学揭示和研究的是我们人类的过去，任何一处遗存的发现必然反映当地的一段历史和文明，这完全应该也有必要让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唤醒他们对自己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有最广泛的公众，尤其是当地民众的热心参与，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我们的遗产，这也是考古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正像单霁翔局长所说：“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任何忽视和割断文化遗产与民众的历史渊源和联系的行为，都必将损害文化遗产的自身价值，甚至危及其存在的基础。”

　　实际上，早在25年前，苏秉琦先生就提到过公众对于考古的意义，他说：“一、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二、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苏秉琦先生的话可谓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这就是大师，总能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学科的前瞻性。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不就是苏先生六十年想要圆的这个梦吗？

　　应该说， 随着夺人眼目的考古新发现不断登场，各种大众媒体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今天的考古学已不再是一门冷僻怪异的学科。随手打开电视、翻阅报刊、闲步书店、搜索网络，我们可以发现考古和考古有关的内容无处不在。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如果我们考古学家和考古机构能够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遇，利用好自己所独有的便利条件，主动出击和主流媒体合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占领考古和文化遗产传播的舞台，唱响考古传播的主旋律，使哗众取宠、别有用心的节目、报刊、书籍、网络等无可乘之机。那么，一种精准的考古知识、正确的保护理念就会在公众中广泛传播，这必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三、公众考古的探索实践

　　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变化是一种常态，而不变倒显得时常格格不入。如果说考古学者以前尝试做一些公众考古的事情不被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不务正业外，那么现在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因为，时代需要面向大众的考古学，考古学、考古学家和考古机构应该有更大的价值和责任。现在不仅要发挥考古学构建历史、研究历史的作用，更要发挥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文明中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赋予考古学家的使命，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令人可喜的是自去年以来，除了以往的图书、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介面向公众的考古知识传播外，考古机构和考古学者开始积极尝试探索公众考古活动，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主力军的作用。

　　2008年5月7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山东省汶上南旺分水龙王庙考古发掘工地，开展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考古队专家与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一起参与体验了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　 

　　2008年6月，河南省文物局为迎接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组织了“揭开考古发掘神秘面纱——走进考古发掘现场”活动，有11名优秀大学生代表走进考古工地现场体验发掘工作。这是河南首次对社会公众开放考古工地，是河南省文物部门使考古学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把河南古代历史及曾经经历过的辉煌以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让大家共享的积极探索和努力。

　　2008年暑期，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首届考古夏令营在陕西关中举办。夏令营旨在普及历史考古知识，增进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扩大中学生视野，提升中学生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同时兼有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选拔优秀学生的任务。全程由著名考古学者带队，参观考察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现场，观摩珍贵文物，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实践等一系列活动，亲身感受古代文明的魅力。活动获得了参加者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2008年10月，陕西华商报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周公庙考古队推出公众考古系列活动，选拔了40人一起走进周公庙，一起去触摸千年文化层，一起去辨别遗址。 

　　2009年1月10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博物院、山西晚报、三晋都市报协办的“走近考古、步入宋金——2008年山西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暨公益讲座”，在山西博物院报告厅隆重举行。容纳36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听众有来自于山西晚报和三晋都市报招取的200名公众；来自省城和汾阳文博系统的约100名文物工作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省城各新闻媒体的记者近30人；还有特邀的30余位嘉宾，他们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物报、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以及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科技厅、财政厅、交通厅和汾阳市相关领导。

　　活动包括简短的新闻发布、2小时的汾阳宋金墓发现和解读讲座，以及考古现场参观。 讲座采取了轻松活泼、通俗易懂的座谈形式，由发掘队长王俊主讲、主持人穿插、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分别点评，整个讲座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介绍了宋金墓群的基本情况，以及宋金时期百姓的市井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会场内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大家都在仔细聆听，并且有很多人还认真记录，有上至60多岁的老人、还有下至10岁左右的小学生。讲座间歇，嘉宾从200名公众中抽取了20名亲历考古发掘现场的幸运听众。讲座结束时，听众填写了一份问卷调查。

　　2009年4月13日，继“走近考古、步入宋金”活动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在曲沃中学大讲堂举办了“走近考古、触摸文明——晋侯墓地的发现与解读”公益讲座。县委书记、县长在内的各级县里领导、参加晋文化学术会的代表、曲沃晋文化研究会员、曲沃中学学生以及历史、考古爱好者等近400人听了讲座，讲座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反响与启示

　　以上这些公众考古活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公众、媒体和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我们“走近考古、步入宋金”公益考古讲座活动，从策划阶段就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和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在内的很多高端人士的关注，尤其单霁翔局长还对策划方案作了批示。单局长在批示中写道：“‘策划方案’很好，令人耳目一新，在确保文物安全和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前提下，让考古知识贴近人民生活，意义重大。”单局长的批示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增添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这是本次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无论是我们邀请的嘉宾和记者、还是公众和文博同行，都认为我们的活动形式新颖、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们看到这些常年默默无闻的考古人还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仿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瞬间拉近了许多，这或许是我们双方都没有想到的。

　　参加活动的公众刘红感言：“公众渴望了解山西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无疑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这样的沟通平台，让考古走近公众，让公众了解考古，进而自觉主动地加入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我想这才是考古工作者的良苦用心，实在是值得大加赞赏！”

　　山西晚报记者孙轶琼感言：“一次让考古面向公众的活动，一次让读者近距离参观考古现场的活动，足以胜过笔下的千万篇报道。”

　　文博评论家自庶写到：“让考古学走向社会大众，山西考古所带了个好头。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单位、考古学家，也走向大讲堂，让全社会都来分享考古成果，从而推动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社长阎向东认为：“毋庸置疑，此次公益讲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考古学正在渐渐走出“象牙塔”，她那神秘的面纱正在徐徐的掀开，让公众得以一睹芳容。严肃的考古学正在指导着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正在发挥他们应尽的社会功能。”

　　我们发出的问卷调查中还有很多对本次活动的感言、赞赏和今后的期望，这些无疑是我们这次活动取得的宝贵财富，必将对公众考古的兴起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活动和问卷调查分析，我们得到了三点启示：

　　1、公众渴望走近考古

　　公众参与考古活动的意愿十分强烈，大多数公众认同考古工作是一项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同时也表示，并不是非常了解考古工作的具体情况，非常希望通过参加各种考古活动来了解这一行业，并通过考古了解相关历史文化。很多公众在问卷中表达了“能如此近距离了解考古的机会太少”、“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收获很大，希望以后能多举办”、“只有了解了考古，才能更好地保护文物”等等观点。公众更是对成为考古志愿者，参加考古工作表现出极大热情。这些都说明，公众对考古行业充满好奇，并愿意付诸行动走近考古，保护文化遗产。 

　　2、考古部门应该主动为公众参与考古和文物保护搭建平台

　　考古行业在我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从业人员少，垄断性强，行为相对保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象牙塔内的职业，远离社会和人群，很多成果不为人知。所以，公众能否正确认识考古、能否自觉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中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古行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