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人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 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块圣地不朽的灵魂。

 　 ——谢冕在一九九七年迎新会上的讲话
    在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浸透于它的每一个方面。在教员队伍的构成上，更显现其精神之所在。几十年间，北大以它宽阔的胸襟和气魄，吸引了众多不同学科、不同见解的学者和大师们 ，而他们所表现出的智慧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性格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无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北大的学子，他们的轶闻趣事被一代又一代北大人传颂。

“兼容并包”精神下的教授们

    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在启用教师上更体现其“兼容并包”之精神和“学术自由”之主张，他提出：“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 员，认真的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之兴会”。他用才的宗旨是：见解主张可不相同，学术论点可不相同，但学问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严谨。他赴任后，随时延揽人才，聘用了许多新教授。这当中有革新 派、提倡白话文，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 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 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同时裁去了一批陈腐守旧、道德败坏的人物。

　　　　 　　　　　  
辜鸿铭　　　　　            　　鲁迅　　     　　       　　　 冯祖荀

　　　 　　　　 　
汤用彤                       罗家伦                       林语堂
　　　　　　　　　　　　 　　　　　　　　　　　

傅斯年

    这一切在用人上的改革措施，无不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旧学旧人不废，而新人新学大兴的主导思想，使教授队伍素质得以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研求学问的好学风，也为日后北大教授 之列的整体特色奠定了基础。
　　 自蔡元培先生起，北大往者可继，来者可追。组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的北大教授队伍。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以后撤学长制而设系，又有总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 英文系主任胡适之、化学系主任俞同奎、物理系主任顔任光、哲学系主任汤用彤等，还聘用了法文系教授杨芳、德文教授朱家骅、法律系教授何基鸿、经济系教授马寅初以及林语堂、傅斯年、冯友兰、罗家伦等一批优秀教授。　

“学术自由”下的教授们

    北大的研求学问之风盛行于教授其间，他们治学严谨，颇下功夫，而北大又有其兼容并包之特色，故同门类不同派别的学问之争在此十分普遍。他们坚持已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已见。 他们常常以捍卫真理的态度来抵挡别人的评价，而对对方的问题，往往亦是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这种争论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给予了学生充分开阔眼界之空间，培养了学生们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兴趣和能力，同时教授们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研求学问的精神也对学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如，五四时期，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每日朝夕相见，总是相敬如宾，互称先生，并伴以一鞠躬。而在学术上二位则观点相左，一到课堂上，情景大变，彼此攻 击起对方的谬误来言辞严厉。

    又如，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在老子的年代及《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上意见不同。按胡的说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而按钱的说法，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因胡的观点先已 在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言及，于是争论之始，胡适按兵不动之态，钱穆则起笔挑战，而胡依然不认可，于是便引来了一日胡钱当面的对峙：一次教授会上二位先生相遇，钱先生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 再坚持了。胡先生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并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连我老子也不要了。两人大笑不已。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 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据曾为北大学生的王昆仓先生的回忆文章所载：

哲学对台戏的两位主角：梁漱溟（左）胡适（右）

    还有一个哲学唱对台戏的故事。一是胡适先生所讲《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是梁漱溟先生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讲中国哲学，一个是布衣布褂的土学 者讲东西文化，并且在同时同地的两间教室中。这场哲学对台戏吸引了许多的学生，因为两位都学术高深、学问精道，不仅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各有所长。

    这种研求学问之风也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们，他们善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和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亦得到了教授们的赞赏和鼓励。

    一次名教授钱玄同先生讲授文字音韵学中的关于广东音韵，课下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钱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对其所讲提出不同意见。下次上课，钱先生面带微笑站在讲台上，问：“哪位是 李锡予同学？”李站了起来：“我就是。”钱先生客气地说：“请坐！你的信我已看过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的音韵只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他读 了李锡予的信，还希望大家今后发现讲课中的纰漏，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次，胡适先生讲课，提到某小说时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位同学站起来反驳说，有人说过，并指出在什么丛书的什么书里就有。胡适先生很惊喜，以后上课常 常提及此事，并逢人便讲“北大真不愧为大”。

    正是北大此种自由探讨之学风，使老北大在学术研究上收获颇丰：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1920年，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大学教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开山之作。 钱玄同等提出《新工标点符号修正案》在全国颁布执行。

1921年，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

1923年，商承祚著《殷墟文字类编》为最早的甲骨文字典。

1924年，孙云铸撰《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为中国第一部古生物专著。

1925年，刘半农发表《四声实验录》。

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创建地质力学理论。 顾颉刚等编《古史辨》，创“古史辨派”。

1930年，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在美学界形成重要流派。

1932年，熊十力著《新唯识论》。 曾昭抡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 钱穆著《先秦史》成一家之言。

1933年，孟森主持明清史料整理。

1934年，从吾讲授匈奴史及辽金元史，成为奠基人之一。

1936年，丁绪贤著《化学史通考》第一部化学史专著。

1940年，金岳霖著《论道》，

1943年，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

1946年，冯友兰著《贞观六书》。

教授们课堂上的魅力

学生们非常喜欢钱穆先生讲课，课堂上从来就是座无虚席
　

    “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这充分地表述了北大教授 们的无限魅力之所在。

    在北大，没有严格的课本，没有讲课深浅之规定，也没有课时进度之约束，一切都由教师们根据情况而定。在这样的课堂上，教授们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们的学风在此得到了充分的 表现；教授们的个性在此得到了充分地张扬。

    如果我们以课堂为载体，聚集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以讲课为引线，串连起大师们多姿的风范，便更能够从中体味到其魅力之所在。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 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 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 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钱穆先生亦是学生们喜爱的教授。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 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写到：

    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 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 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鲁迅先生的课堂上，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是国文系的学生，还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 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此外，还有刘师培先生，他作为北大中国文学的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学生们认为水平确实很高，他上课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所引 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文章也做得漂亮，可谓“下笔千言”。

    教授中还有一类是口才较差，学问很高深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笔端了，而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 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顾颉刚先生常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应算在此列之中。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却不善于言辞，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 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

    顾颉刚先生，乃“疑古学”之大家，著有《古史辩》。先生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但口才偏差，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吃吃一会，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很快 也很清楚。

孟森先生讲课时从来不向台下看

    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其学问亦是很高深的，但却属不擅讲课之例。学生们回忆：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 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

    不善讲者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实在难懂，讲，不如不讲者。如陈介石先生，他在哲学门（系）也是深受同学们的尊重的，他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课也 是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上课时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于讲稿亦各成一套。据说就是因其一口难懂的温州土话的缘故，却 促成了他的一种风格。

    朱希祖先生亦在此列。他的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真不如粉笔写更好了。为此还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朱先生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 ”，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先生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讲课中有的教授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也有的教授则更注意前人的错误。陈恒教授便是这样。在讲课时他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待清楚，特别是尤其注意前 人的错误。有的同学回忆陈先生时说：

    “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错误的 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教授中也有讲课喜欢标新立异者，有时异到胡说、离奇之地步。林损先生便是代表之一。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有时随口胡说。他讲 杜甫《赠卫八处士》时，竟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世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后来他在学校整顿中被解聘。

刘半农

    还有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其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据说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真精神》曾被誉为是“ 一部震炫欧洲思想界的煌然巨著”。他精通英、德等多国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既便是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也不是因其学问不精，而是因其教书不认真。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靠椅上，慢吞 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竟一学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黄侃先生与辜鸿铭、刘师培曾为老北大三怪杰，其讲课的奇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田炯锦先生《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的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 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教授们的轶事与趣闻点滴

   钱玄同、刘半农出演的“双簧戏”。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主角是钱玄同先生和刘半农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二位教授都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8年，钱先生等人在 《新青年》上对封建文化发动攻势的时候，除了少数顽固派的反对外，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为了打破这沉寂的空气，二位先生便合演了一场有名的“双簧戏”。于是在《新青年》上出现了一位化名叫王敬轩的顽 固派所写的洋洋数千言的反对新文化运动、攻击《新青年》的文章《文学革命之反响》，此后刘半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万余言的反击文章《复王敬轩书》，把顽固派的思想主张批驳得体无完肤。这样一来，果真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一 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展开。而这位王敬轩其实并无其人，而是由钱玄同先生所扮。

   刘文典触怒蒋介石被拘。刘先生为国学大家。每日口不离烟，常口衔一支，虽在与人讲话烟却依然粘在唇边。先生性情幽默滑稽，善谈笑，只是语不择言，常常 触怒对方。一次见到蒋个石，直呼其名，使蒋大为不满，找人传话斥责他，刘仍不改口，蒋遂下令逮捕，而刘仍毫不在乎，后经蔡元培等名流出面说情，才恢复了自由。

   陈独秀激出个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诗好，更擅长书法，老北大时北大的一院、二院、三院门前所挂的长牌上所书均出自其手。说起沈先生的书法却与陈独秀有着 一段故事。一次，未曾谋面的陈先生来到沈先生家拜访，一进门便大声说：“我叫陈独秀，昨天我看到了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话虽刺耳，但却激发了沈先生，从此沈先生发奋研究起书法来。

   顾颉刚戏里悟出的《古史辨》。顾先生是个戏迷，但他看戏既不注重演员的扮相，亦不注重演员的唱腔，而更感兴趣的是戏中的故事。同是一个故事，许多剧种 中都有，但细节却各不相同。看多了，顾先生发现一个规律：戏出的越晚，故事情节越细，所加枝节越多，由此推到古史上，经手的人越多，编造的东西便越多。这便是顾先生《古史辨》基本思想。

顾颉刚与国史研究会

   三沈三马轶事。提起北大名人总少不了要说的是三沈三马，一来因为一家兄弟二三人竟都与北大关联，本就是不易，更何况这几位先生又都是老北大之才人，名 气很大。

   三沈本籍南方吴兴人，却均在陕西长大，于是身上便少了些江南的纤柔，多了些北方人的直爽。沈大先生名为沈士远，先在北大教国文，后转入燕大。沈二先生沈尹默名气最大， 诗人、书法家，一位难得的艺术家。沈三先生名沈兼士，曾任老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

   三马，一是马幼渔先生，家中九兄弟中排行为二，马二先生很早就进了北大，教国文。马二先生为人谦和，宽宏大量，据说他的其他几位兄弟常年轮流被他接到北京家中读书，说 是进行熏淘，结果其他兄弟果真有了出息。还有一位马先生是家中排行为四的马衡先生，任北大史学教授，还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四先生去了故宫博物院，当了院长。第三位马先生是马家排行为九的马廉先生，曾在北大教文字音 韵，1935年竟病故在讲台上，其后北大以重金收购了九先生的珍贵藏书。

   卯字号里五先生。 当年文学院还在马神庙四公主府时，文科楼西面的几间平房曾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人一间，许多名人常在这里聚集，巧的是这中曾有 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这或许是“卯字号”之称的由来吧。 两只老兔子是朱希祖和陈独秀， 三只小兔子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这五位先生都为当年老北大名人，而“卯字号”也成了北大人传说的佳话 。

   白雄远的柔与刚。 白先生为学校所聘的军事训练课教员，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 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一 身戎装，十分威武。 然军事训练课虽为学生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所重视， 白先生虽在课上煞有介事，一丝不苟，但课下总是平易亲近学生，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是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一次，期未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 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 还不时地说： 先生，慢些说。 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

   白先生对学生宽容，对下属教官们则十分严格。当时他还任北平市学生军军训总监。一次在红楼后大操场全市学生军大检阅，有一个学校的学生没打绑腿，带队的教 官也没打， 白教官问他为什么，教官答学生们都没打，白先生严厉地斥责到：“你是学生吗？你是军人，军人出操怎么能不打绑腿呢？”这时的白教官和平日真是判若两人。
 

   辜鸿铭的怪。说到北大第一怪人辜鸿铭，周作人先生有这样一段描述：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 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辜鸿铭一家

   辜鸿铭的怪不仅在装饰上，主要在思维上，他从小受西洋教育，还国语都不会说。却因在一次偶然遇到一位留法的中国博士，才知道了《易经》、《论语》、《春秋 》等经典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便开始学汉语，读古书，由心到行，由内到外，迅速成了带有某种偏执和执迷的的厚中薄洋、复古保皇派。辜鸿铭的举止亦十分怪异。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回忆在一次与辜的会面中，被辜鸿铭极尽讽刺 挖苦之能势嘲弄了一通后，临走时送给了他两首辜自己写的诗，后来毛姆请人译出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弄得毛姆哭笑不得。袁世凯称帝不成，终忧郁而死，北洋军阀下令全国衰悼，辜却成心作对，请了戏班，一闹了三天，出 了保皇不成之怨气。辜鸿铭行事怪，说话也有两怪：一是骂人，他性格孤僻，愤世嫉俗，看不惯之事敢骂、善骂。二是诡辩，说话幽默，又胡搅蛮缠。他主张男人纳妾，竟说什么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 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数不完的教授，说不完的名师，讲不完的故事。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的教授们，在北大这块沃土上，留下了他们研求学问、追求真理的足迹。只可惜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下他们 的名子，不能一一留下他们的身影。

   （文：刘静、李云）

风范

    2002年5月1日，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专程自上海前来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之一，是1916年12月26日 由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但是，参观者有所不知，在纪念馆里展出的，实际是一件复制品。而那“任命状”的原件在仿制完毕后，已
被蔡睟盎带回上海珍藏。

　　 数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上海参观了蔡元培故居，不仅再次看到了这份“任命状”，还有幸与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栋小巧的洋楼。在我所去过的名人故居当中，它颇有些特殊之处：楼底的半地下房间被辟为展室，蔡睟盎就在楼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蔡睟盎为“蔡 老师”。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虽已年逾七旬，精神还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仍是十分热情，在十分随意的气氛中，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事情。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变卖家产衣饰节俭度日而抚养成人。蔡元培自幼好学，17岁便考中秀才，23岁中举人。1890年24岁时到京城参加会试，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1岁 时，父亲去世，他们弟兄三人靠母亲

　　 关于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那年他本已考中贡士，如果再经复试及殿试合格，便可成为进士。但他考试完毕后，把自己的应试文章送某“权威”审阅时，却被认为是“ 怪八股”而不得赞赏，他认为自己难以获中，便失望地离京返乡了。岂料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来不及重新赶回北京参加殿试了，如此耽误了两年时间，只能于1892年第二次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
 

    如今，在故居楼下的展室里，居然还藏有蔡元培当年参加殿试的试卷。蔡睟盎说，那次考试出的题目有些“怪异”，是关于西藏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对那些只会死读“四书五经 ”的文人来说，这样一道题目实在是“偏”得太厉害了，而蔡元培由于兴趣广泛、饱览群书、涉猎甚广，此题正中下怀，因此临场毫无惧意，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举通过殿试而被录为进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 从清宫档案里找到了这份试卷，特地送给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试卷首行，赫然用朱笔批着：“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殿试状

　　蔡元培考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来京，参加散馆考试，升补为翰林院编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几年里，他阅读了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开始对国外的政治、科学有初步了解。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获败，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蔡元培甚为激愤，叹曰：“可为痛哭流涕长太 惜者也！”因此，他对力主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等人颇为敬服。但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使他对腐败的朝廷彻底失去希望，毅然放弃官职返回家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就任“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创立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的主张；1904年他发起组建反清组织光复会，曾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第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就在这一年，廷计划派翰林编修出国留学，蔡元培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海外学习，便再次来到北京。
　　 然而，由于经费欠缺，且大部分翰林又不愿去欧美留学，朝廷便改派留学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便在译学馆暂时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译学馆归属于京师大学堂，而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 ”，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后来蔡元培自己曾说，这“是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蔡元培便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但是，这段初始“情缘”的时间不太长。1907年6 月，担任驻德国公使的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三十两银子供蔡元培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签约每月支付一百元编辑费。这样，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随孙宝琦一同前往德国。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为人兼作家庭教师 ，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
　　 如今许多留学生把靠勤工俭学出国称为“洋插队”、“打洋工”，却不知早在近百年前已经41岁的蔡元培
就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读的榜样！
　　 从1890年至1907年，蔡元培曾四次来北京。在这17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举人经“寒窗苦读”的奋斗终于进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阶层，接着又从一位堂 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京师大学堂一角

    蔡元培第五次来北京则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当年12月，蔡元培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了教育总长。第 二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特派“迎袁专使”的身份再次来北京。

    民国初年的形势十分复杂，清廷倒台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自身的弱点所制约，难以控制局势，中国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各派力量明争暗斗，形势极其混乱。1912年2月，孙 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以清帝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制度为前提，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但为了防止袁世凯颠覆民国，必须设法使他离开北京。因此孙中山又提出了三个具体条件：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所 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临时政府的地点必须设在已经为各省代表所议定的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受任。

    袁世凯是何等人，只要能获取政权，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于是，迎接“袁大总统”到南京上任的光荣使命就落到了蔡元培头上。

    2月27日蔡元培率领专使团抵达北京，受到十分盛大的欢迎：火车站内专门搭起彩棚，全城悬挂五色旗，沿途无数民众夹道欢呼……。更为隆重的是，京城居然敞开了原先只供皇帝出入 的正阳门迎接专使团的到来！蔡元培此时还算头脑清醒，绕道从东门进城，下榻东城煤渣胡同的原贵胄法政学堂。

    2月29日，也就是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发动兵变。当晚7时，曹锟的部队突然“造反”，劫掠居民，焚烧房屋，东城一带火势冲天，连专使团也被乱兵抢劫 ，文件行李损失殆尽。蔡元培等专使团成员从后院仓惶逃跑，躲到一个美国人的住宅里藏了一夜，第二天赶紧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这时又听到消息，北京附近的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时人心惶惶，形势难辨，外 国使团赶紧调兵进京护卫，气氛空前紧张。与此同时，舆论大噪，都说袁世凯即将南下是引起兵变的主要原因，反对迁都的呼声空前高涨。

    其实这些事端都是袁世凯刻意所为，目的就是为了据守老巢北京，使孙中山“迁都南下”的要求彻底无法实现。但天性善良、一向易于轻信他人的蔡元培面临如此动乱，完全没了主意。 他生怕由此引起国际事端，以致影响国家统一的大局，赶紧召集专使团开会，议决两条：第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第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蔡元培当即致电孙中山。事已至此，孙中山也没 有办法，只得同意妥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词：“……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

    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把希望寄托在独夫民贼的袁世凯身上，四万万同胞如何能够“幸福”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新生的共和国政府夭折的责任算在蔡元培一个人头上，毕竟当时袁世凯的 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就连孙中山也不免被蒙骗。善良、真诚、书呆子气十足的蔡元培虽然明知上了一个大当，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抱着对袁世凯的最后一丝幻想返回南京。

    “大总统”既然在北京，政府当然也得在北京，有关的政府部门自然也必须在北京。袁世凯与新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继续邀请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起初未予应允，但几辞几 邀之下，忠厚的蔡元培却不过情面，还是答应了。于是，他于一个多月后的4月26日率教育部北上，再进北京。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期间，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试图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他还大胆起用在学术上各有所长的知名人士，如鲁迅、 许寿裳、王云五等。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推行“廉政建设”，教育部从总长本人到所有部员，每月仅发津贴几十元，整个教育部每月的开支不过千元。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委任状

然而，他的这个“总长”并没有当多少时间。1912年6月，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因无法与袁世凯合作，断然辞职。蔡元培不顾袁世凯的虚情挽留，也坚决提出辞 职，离京南下。这一次，他是彻底不想作什么“官”了。听说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空缺，便向教育部提出留学的申请。可是，堂堂前教育总长，怎么能被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呢？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教育部虽然决定把留 学生的费用由他使用，但名义上并不能把这个46岁的中年人叫作“留学生”。蔡元培不管名义如何，对于出国学习是十分认真的。当年9月，他携妻子及一双儿女再赴德国，仍然进莱比锡大学听课，后来又去法国。如此一去， 居然又是整整四年。     在这几年中，国内仍然发生了许多变故。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许多社会名人推荐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1月回国时，他的朋友对于此事 执两种不同意见。蔡元培曾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了心； 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勇于逆流而上的倔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他于12月22日第七次来到北京。12月26日，任命令公布。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职。     前面已经说到，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源自于强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是为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而 成立的组织，后来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被封闭。不久，清廷将强学会加以改造，成立官书局。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 教育总长时改为“北京大学校”，后来称“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是始终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蔡元培用过的打字机 蔡元培在北大时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 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 ”，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917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着，马列主义学说也逐渐进入了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活跃，为蔡元培提供了较好的社会 基础。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首先要改变的，是学生的观念，在进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必须要有学识出众、热心 教育事业的教员，因此蔡元培诚邀一大批进步人士进校任教，同时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或留用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此外，他还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开展学术研究，提出“学为基本 、术为枝干”的主张。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在客观上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1918年，在沙滩建成了新校舍红楼，使学校的规模有很大发 展。而一年以后，这红楼竟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手迹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 ，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因此，1918年北京学生为抗议政府亲日卖国而游行情愿，北大学生也积极参加，蔡元培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辞职”，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罢。但是，蔡元培本 人就是一个爱国者，在内心里对于学生们的行动还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做出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决议、而北京政府居然准备接受的时候，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蔡元培对学生的的爱国行动不仅不再阻止，而转为坚 决支持了。     谈到“五四运动”，自然就要提到蔡元培在北京的那处故居了。     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1917年至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段时间。那期间他曾多次出国，而且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也有多处，而后来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住处定为 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北大红楼

蔡元培故居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原门牌为33号，为东、西各三进宅院，后分成现在的75、77号两个院子，蔡元培住过的地方在75号。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将5间倒座 房作为客厅；第二进院子有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另有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有北房5间，带走廊。     1919年，为反对《巴黎合约》而拟议发起的抗议运动，原定为5月7日举行。但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合约上签字 。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的同乡，连夜偷偷向林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本来，外交委员会已经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签合约，并将发给中国使团的电报稿呈报 总统徐世昌，由徐交给国务院拍发，不料竟发生如此变故。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虑，5月3日凌晨，他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

东堂子胡同

位于红楼东侧街头的五四运动纪念碑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此时，他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罗 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同时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与此同时，各校学生 代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对于这次大会，蔡元培不仅没有“阻止”，还特地召集学生代表谈话，予以鼓励，并再三嘱咐，在 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造成口实。     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为调动各方力量以促成第二天的行动而竭尽全力，东堂子胡同他的家中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 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示威队伍冲破军警阻拦，行至卖国贼曹汝祥的住地赵家楼，火烧曹宅。赶来弹压的大队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 有北大的20人。     此后，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接着，反动政府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欲解散北京大学、惩治进步学生。为保全学校，保护学生 ，蔡元培毅然决定出走。北大及各校师生组织请愿、罢课、游行，强烈要求蔡元培回任，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时间学潮汹涌。6月28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9月12日，病后初愈的蔡元培回到北京；9 月20日，北京大学三千余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大会，盛况前所未有。如此“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佳话，世所罕见。       1920年，蔡元培赴欧洲考察，一年后再次回到北京。因看到“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于1923年坚决辞职，并“重往欧洲，表示决 心”。此后，他虽然还挂着“校长”的虚衔，但已不再主持工作。至1927年，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始得取消”。用他自己的话说：“统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 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其后，蔡元培曾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战，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蔡元培一生清廉。他多年在北京任职，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房屋。晚年在上海时仍是如此。因此他的书籍分别存放在北京、上海、 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集中安置的地方。在他70岁寿辰前夕，一些朋友和学生曾经倡议集款为他建一所住宅，这一建议得到数百人响应，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他在上海时最后的住处，原来的地址是海格路175号。这本是一个英籍犹太教师的私产，后来由盛宣怀的儿子替孔祥熙买下。当时，有朋友通过房地产公司代理，为蔡元培 租了下来，供他一家居住。不过，他在那里只住了极短的时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蔡元培于11月27日从这里前往香港，1940年病逝。周恩来曾作挽联悼之：“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 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在上海的故居       蔡睟盎1927年出生于上海，尽管她没有随父亲在北京生活过，但对北京充满感情。谈话期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在书架上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报纸， 问：“这篇文章是您写的吧？”   蔡睟盎       那正是两年前我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蔡元培故居该不该留”。2000年末的时候，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区面临拆迁，院内居民被迁走 ，故居险遭拆毁。因社会各界多方呼吁，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故居应“原址保存”，这所院子才幸运地得以保留。当时，我也为保护故居而大胆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是我没想到，蔡睟盎居然会看到这篇文章，而且很 好地保存着。     蔡睟盎在上海这所老宅里已经居住多年了。原先，她的家就是一个小型的纪念馆，在宽大的阳台上有几排自制的展柜，陈列着大量蔡元培的遗物和纪念品， 至今她家中的许多家具陈设，还都是蔡元培当年使用过的物品。由于上海市政府的关注，如今这里已经有了正式的展室，并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每年，她都要接待大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说到北京对蔡元培故居的保护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场风波，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谢谢你。”     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不敢告诉她，与上海相比，北京那处故居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回到北京后，我特地再到东堂子胡同去了一次。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经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个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站在已经不成其为胡同的路口 北望，如果没有那些新建的高楼阻挡，应当可以遥遥看见位于沙滩的老北大红楼，离它不远的北河沿，有原法科大礼堂所在地，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由东堂子胡同东行不远，是“火烧赵家楼” 的遗址，现在那里也是一片居民小区的楼房，只有在一块石碑上镌刻的文字，还记载着那段史实。   东堂子胡同蔡元培故居院门       我不知道这故居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希望它能永久地存在下去。最后我只想说：我们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名人故居，而是保留了一个象征、表明 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对先贤的景仰和对历史的尊重。 （文：陈光中）

畅春园(风物)

    畅春园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北京西北郊建造的第一座“避喧听政”的皇家园林。它的前身是修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清华园（跟今天清华大学校内的清华园不同）。风雨百年，如今除了残 余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外，畅春园昔日盛况早已杳然无踪。其旧址大致在今北大西墙外，蔚秀园和承泽园以南，西至万泉河路西侧，南至双桥东路一线。在其旧址的西北部建有北京大学二附中校舍和北大教工宿舍住宅区。

    在与北京大学校园有关的几座古园林中，畅春园是最晚与北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以它的历史和地位而言，却傲视群园。谈历史，追溯源流，畅春园的前身清华园最晚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比 勺园还要早；论地位，畅春园是康熙皇帝为自己在京西修建的第一座大型“御园”，而其它几座都是皇亲的“赐园”，等级规格明显低好多；说影响，畅春园在当时和后来的影响也是其它几座园林所无法比及的。 康熙修成畅春园以后，此后的雍正和乾隆便以此为基础营建圆明园和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至乾隆十五年（1750）清漪园建成，便形成了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和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清漪园等庞大的“三山五 园”皇家园林区。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举世无双的庞大宫廷园林。在这100多年的营建史上，康熙皇帝的首创之举十分重要，而畅春园的滥觞之功也自然不能忽视了。

    既然畅春园如此重要，那么它的昔日面貌究竟如何呢？而与它相关的历史旧闻又有哪些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海淀一带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风水特点说起。

   北京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向东逐渐倾斜。西郊一带正处于西山山脉与平原的交接处，地多丘陵，地下水源十分充足。元明清时期，这一带多泉多溪，远衬苍翠西山，层峦叠嶂，碧水 澄澈，青山秀丽，有似江南水乡，塞外绿洲。京城的文人墨客经常到此游玩唱和，留下了大量称述此地风光之美的诗文。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用“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的诗句来吟颂西郊山水。一代文豪曹雪 芹的祖父曾忘情地写下“雁被西风驱谴，人被西山留恋”的佳句。清代学者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一书中描写这一带：

   流泉满道，或注荒地，或伏草径，或散漫尘沙间。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香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 十分形象地描写出了这里景自天成、怡人心神的婀娜风光。正因为如此 ，这里就成为当时在京城营造园林的首选之区。

   远在辽金时代，当时的皇家贵戚就已经在此地修建离宫别院，作为他们游玩息憩之地。在玉泉山下，辽代建有行宫，金代建有离宫芙蓉殿，元代建有昭化寺。从明代开始，除了皇家贵戚继续 在此大规模修建离宫别苑以外，当时的达官显宦和文人学士也开始营建自己的私家园林。到明代中叶时，京西郊一带的园林日益增多，渐具规模。在这些众多的私家园林中，最享盛誉的当数武清侯李伟所建的清华园和著名书画家米万钟 所建的勺园。

    清华园又被时人称为“李园”，被誉为“京师第一名园”。园主李伟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的父亲，官封武清侯，权顷朝野，炙手可热。因而他的清华 园就建造得规模宏伟，堂皇富丽，与其身份十分相符。据《春明梦余录》、《明水轩日记》等笔记所载，清华园园域十分广阔，方圆达十华里。并引西山泉水，汇为园中湖泊，水面占了园林面积的大半。《明水轩日记》中说：“清 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可见当时在建园造景时就已经充分利用了当地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园中楼台亭榭一应俱全，登上园中楼台西望，便可将西山 秀色饱览无余。园中除了大量从产石名地灵璧、太湖、锦川运来的各种怪石以外，还有柳堤二十里，名花千万种，“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有柳堤花海之誉。像这样的私家园林，就其规模之大和景物之美而言，在全国 范围内也不多见。可惜的是，明末清初，由于兵事连绵，这座名园也随之荒败废弃了。
  

    明清易代，京城西郊一带，明朝修建的园林尽为清朝的皇亲贵族及王公大臣们所有。清朝前期，政局比较稳定，经济逐渐发展。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和二十八年（1689）两次南巡，十分喜爱江 南山水之美，便想把江南风景移至京城。当他看到清华园遗址一带地势平阔，景色秀美，“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和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便降旨命吴人叶陶，在清华园基址上建造第一座皇家“御园”，作 为“避喧听政”之所。康熙二十九年（1690），全园建筑告竣，正式命名为“畅春园”，寓意“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达”。畅春园的规模虽然比清华园略有缩小 ，但园中的殿堂楼阁金碧辉煌，更有皇家气象。

   至于畅春园的确切面貌，因为迄今尚未见其盛时的全图，所以只能根据文献记载知其大端。据《日下旧闻考》所载，畅春园坐北朝南，园区南部为议政和居住用的宫殿部分，北部是以水景为主的园林部分 。由此可见，畅春园当为京城西郊第一座兼有宫廷和游乐双重功能的离宫型园林。从横向来说，畅春园主体建筑分为中、东、西三路，三路建筑各成体系，但又彼此相连。据一位曾目睹过畅春园的官吏说：畅春园“垣高不及丈，苑 内绿色低迷，红英烂漫。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从中可以看出畅春园虽为皇家园林，但整体上仍然具有自然雅淡的特色。畅春园还设有总管大臣、郎中以及总领等官职，用以对畅春园进行管理 。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畅春园总管。

    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皇帝很喜欢这座园子，为此还专门写有《御制畅春园记》一文。由于这里“酌泉水而甘”，实在是养颐的胜地。所以除了要举行重大庆典外，康熙皇帝就经常在畅 春园内听政，据后人的详细统计，康熙皇帝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园内寝宫，凡三十六年，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三十六年间累计居住畅春园257 次3800余天，年均驻园7次107天。最短者为29天，最长者为202天。可见畅春园在康熙朝的重要性。

    为了听政之便，康熙皇帝便把附近的园林都先后赏赐给他的儿子们居住。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康熙四十八年在畅春园的北边，修建了“镂云开月”景区，并赏赐给皇四子胤祯居住。胤祯 即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即位以后，便在此基础上大肆扩建，遂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区，并正式命名为圆明园。乾隆时又在圆明园西边修建了清漪园。至此，清代在北京西郊所建的皇家园林区“三山五园”就基本形成。它们是 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和畅春园与圆明园。由于畅春园建造得最早，又为圣祖玄烨皇帝所建，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三山五园”之首。在圆明园成为清帝主要活动场所之后，因畅春园位于圆明 圆的南边，故也称其为“前苑”。

 四 雍正洋装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在焚毁圆明园以后，又对周围的皇家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和破坏，畅春园首当其冲，园中建筑悉被焚烧。旦夕之间，一代皇家名园被殖民主义强盗焚毁殆尽 ，让人扼腕痛惜。
    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畅春园一直未能重建。据宣统元年（1909）时的测绘地图所见，当时的畅春园已是一片荒地，只留下几处土丘和低洼苇地。民国时期，北京西苑一带先后驻扎陆军十六师、冯玉 祥国民军第十一师、万福麟五十三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军队，畅春园旧址被辟为操场。等到日伪时期，畅春园又被开辟成农田。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前，畅春园旧址上新建楼宇还不是很多。1983年以后，便开始在旧址上大规模地修路建房。在旧址西南部建成芙蓉里居民小区和万泉河中学，东南部建成海淀体育馆和畅春园饭店。 在修建畅春园饭店时，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曾撰写《新建畅春园饭店记》一文，以简洁明晓的语言记述了畅春园一带的历史沿革，对于我们了解畅春园的历史掌故大有助益。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新建畅园春饭店记
    北京近郊海淀镇之西北一带，地势低湿，草木丛茂，原有流泉淙淙，随地喷发，汇为湖泊，名曰海淀。早在辽金以前，滨湖低地，已历经开垦，修渠作埂，艺稻植荷，俨然江南景色。耕作者日众，集居 湖滨高地，同以海淀为名，或曰海店，始为村落，终成大镇。
    元初新建大都城，城内游人时来泛舟海淀，美其名曰丹棱片。及至晚明，仕宦世家，喜其风光宜人，就地置产，引水造园，有诗句云：“丹棱片边万泉出，贵族往往分清流，李园米园最森爽，其 余琐琐营林丘”。李园即当时清华园，号称“京国第一名园”，为武清侯李伟别墅。米园在李园引水下游，系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自行设计。园仅百亩，而波光云影，幻景飘渺。因取意“海淀一勺”，命名曰 “勺园”。
    清初，康熙因清华园旧址更建畅春园。周围十里，宫门南向，内分三路。中路有“九经三事殿”，全盛时为临朝之所。其后殿堂亭阁相望，近二十处，止于绮榭。东西两路，建筑倍于中路。 东路有大小门各一。大东门内又有广梁门，门内澹宁居为康熙寝宫。小东门内有清溪书屋，后经雍正改造为恩佑寺，乾隆又建恩慕寺于恩佑寺旁。两寺并列，山门东向，外临通衢。西路有西北门与大西门，门外为西花园。园内又有东西 二堤，东曰丁香堤，西曰兰芝堤。西堤外又别筑桃花堤。堤塍之间，万泉汇流。波光潋滟，风景佳丽，又胜于清华园。全园之设计，相传出自造园名家叶洮。曹雪芹祖父曹寅曾一度主持营缮。至于园中叠石造山，又多是张涟张然父子家 传杰构。
    按有清一代，海淀附近皇家苑居如圆明园、万春园，相继兴起，盛极一时，畅春园实肇其端。而民力之虚耗，有增无已。中叶以后，国势日衰，比至咸丰十年，英法侵略军进犯京郊，纵火焚烧圆明园， 畅春园同归于尽，仅有恩佑、恩慕二寺山门残留至今。昔日湖沼，亦渐湮废。
    尔今喜逢盛世，万象更新。实行对外开放，迎来如云嘉宾。因新建畅春园饭店于恩佑、恩慕二寺山门迤南，东与北京大学勺园宾馆隔墙相望。同是名园故址，更为新时代增辉。嘱我为记，固不能辞，仅 以地方沿革，敬高来宾。
    候仁之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刘子章书写
之后，畅春园遗址的西北部划归北大所有，现在在这里建有北大二附中和北大教职工的住宅楼，与蔚秀园承泽园的教职工住宅区连成一片。这样，畅春园就成为迄今为止与北大结缘的最后一个古园林。
    90年代以后，畅春园遗址一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其东北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饭店，在其东南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热闹繁华的北京硅谷电脑城。这一时期，还在 遗址的中段修建起畅春新园，经过整理修葺，这里已经成为附近人们游玩散步的小型公园，成为北大西墙外一处宁静优雅的所在。新园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由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题写的畅春园石碑。
    由于畅春园遗址与北大校园近在咫尺，附近的宾馆、饭店、电脑城、体育馆又多与北大师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此，这一带已经成为北大校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道景观了。
    今日畅春园遗址上的古迹，仅存畅春园东北界桩和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山门。东北界桩因为最近的拆建而被挪去。恩佑寺建于雍正元年（1723），是雍正皇帝为供奉康熙皇帝的遗像而建造的，因而建得 肃穆庄严。乾隆八年（1743），圆明园安佑宫建成以后，康熙皇帝像被移到安佑宫供奉，恩佑寺便成为佛地，正殿供奉三世佛。今遗留山门额为“敕建恩佑寺”，为雍正皇帝所书。乾隆四十二年（1777），孝圣皇太后病逝， 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其母，便在恩佑寺的南侧，构建了恩慕寺，恩慕寺正殿供奉药师佛。取名恩慕寺是兼恩佑寺和永慕寺二寺名而得（永慕寺建于南苑，是康熙皇帝为他母亲烧香拜佛而建）。恩慕寺的建筑规格与恩佑寺相同。今遗留的恩 慕寺山门额为“敕建恩慕寺”，为乾隆皇帝所书。两座寺庙，一为供奉父像，一为纪念慈母，又都与佛的世界相关。可见儒释文化在帝王之家的影响也非同寻常。这两座山门于1984年6月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第二 年进行了修缮。
    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从一代名园清华园到“三山五园”之首，再到今日的踪影无存，畅春园走过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也目睹了百年的盛衰起伏。如今，只有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山门孤零 零地在历史的风雨中守候。两座山门相依而立，凋零残陋，位于北大西侧门的对面。古旧斑驳的面貌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畅春园的百年沧桑，又像是在向人们控诉着殖民主义强盗的滔天罪行。今天的人们，当从北大西门经过，看到这两 座山门时，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慨？

（文：杨虎）